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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一)
发表日期:2005-10-18 作者: 编辑:卢德平 出处: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

卢德平

 

[内容提要]

 

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为代表的20年代的留日作家,在其作品中对日本社会的政治结构、风土人情、教育体制、自然景观等均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这类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日本女子形象系列,可以讲,已经成为众多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原型。

 

关键词   中国现代文学   日本形象原型  留日作家

 

ABSTRACT: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Japanese social structures, customs,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even natural environment can be found in some modern Chinese writers works. This situation is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se writers have their particular experience of studying in Japan. Many Chinese people have even taken a series of Japanese girl images recurrent in the literary works of these writers as an ideal prototype of women.

 

KEYWORDS: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prototype of Japanese image   Chinese writers studying in Japan

 

 

 

 

纵观中国现代文学史,至少有三方面的作品比较多地涉及到日本题材,也程度不同地塑造了一些给读者以深刻印象的日本人形象。一是20年代的留日作家,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等人的小说、散文、诗歌作品。二是三十年代东北沦陷区作家,如萧红、穆时英等人的小说。三是三四十年代全民抗日时期所涌现出的大批抗日战争题材的小说、诗歌、戏剧作品。三类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向中国读者提供了影响至深、特点各异的跨文化信息。第一类作家的作品,由于出自一些在日本生活多年的作家之手,对日本社会的政治结构、风土人情、教育体制、自然景观等各方面的内容均有比较详细的描述。这类作品中频繁出现的日本女子形象系列,可以讲,已经成为众多中国人心目中的一种理想的女性形象原型。直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在一般民众有关女性的价值取向上看到这方面的痕迹。第二、第三类作品由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的影响,作品中所出现的日本人形象大多为反面角色,其中尤以侵华日军的形象居多。这类作品在处理日本形象的时候,虽然存在着明显的概念化倾向,但日军残忍、粗暴,乃至丧失人性的形象模式,在中国人所感知到的日本人形象上,涂上了一笔不容忽视的血淋淋色彩。在今天,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多数中国国民头脑里的日本人形象图式,被界定在这样一种框架之内。此外,还应提到,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几位很有影响的作家,如徐志摩、老舍等人,虽然没有留日的经历,但其作品所塑造的日本人形象,仍然在中国读者的心里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本文集中考察第一类作家的作品。其余几类作家的作品以后另行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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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082

作者简介:卢德平(1964─),男,江苏如皋人,工作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文化基础部,文学博士(日本),讲师,主要研究方向:符号学、语言学。

*本文曾在“中日文化交流暨传播国际学术研讨会”(2000812日北京)上宣读。

 

 

 

一、樱花情结

  

作为日本国花的樱花,如同处女红的颜色一样,在20年代的中国,让许多有志青年,陷入一种虚幻的遐想。这样一个盛开着特殊色彩的花卉,乘船前往,数日即能眺望的国度,吸引了大批留日的青年。在这股浩浩荡荡地留日大潮中,人们不难发现日后成为中国新文学巨匠的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身影。细心的读者也不难发现,这些作家,尤其是郭沫若、郁达夫的众多诗歌、小说创作中最成功的作品,恰恰是那些描写留日生活的文字。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小说“残春”;郁达夫的小说“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风铃”,以及张资平的“一班冗员的生活”等等,都是以这个樱花之国为背景的感人力作。

黄叶初的短篇小说“恋爱初期的失败者”,形象地说出了作品中主人公那时的心境。

无独有偶,张定璜的小说“路上”也描述了作品中主人公类似的梦想,只不过,这样的梦想在主人公再回首的追忆里渗透了无限苍凉的气息:

八年了,差不多同样的船八年前曾经装载一个天真的纯洁的少女在这个烟波浩荡的海上,遥望着无限的幸福,向东方驶去。[1]

然而,现实毕竟与梦幻有非常大的距离。留日之前想象中的扶桑之国,多了一层玫瑰般的色彩,风景无限美好。留日之后,亲自观察到、体验到,并饱尝其酸甜苦辣的日本,在这时的众多作家的作品里,却变成了一个轻视中国、人欲横飞、等级森严、贫富悬殊的社会。风花雪月、山川草木,以樱花为其象征的日本自然风光,这时又成了中国留学生逃避冷酷的现实社会,寻求一丝生命慰藉的避难所。我们的诗人、作家,经常徜徉其中,并把这种没有国籍意识,没有人种歧视,对谁都一视同仁的自然之母尊为生命的神龛、灵感的源泉。同时,自然与社会的这种差异,也使得留学生们被侮辱、被损害的心灵世界能寻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否则,很难想象这些留学生能完成他们的学业。也很难想象像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这样极度敏感、脆弱的作家,能存活其自然和艺术的生命。

郭沫若是这样来描述福冈的博多湾的:

博多湾水映在太阳光下,就好像一面极大的分光图,划分出无限层彩色。几只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对着这种风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载酒的遗事,恨不得携酒两瓶,坐在那明帆之下尽量倾饮了。[2]

他又是这样来写樱花的:

我们在春季的晴天试走到郊野外来,氤氲的晴霭在空中晕着粉红的颜色,就好像新入浴后的处女的肌肤,上天下地一切存在都好像中了酒一般,一切都在爱欲中燃烧,一切都在喘息。宇宙就是一幅最大的画。青春的血液还在血管中鼎沸的人,怕不会以我这句话为过分罢。况且在日本的春天,樱花正是浓开的时候,最是使人销魂,而我又独在这时候遇着了她。[3]

从作者的同一部作品里不难看出,自然的描摹与社会的写真,使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笔触,流露的是完全不同的情绪。我们的诗人诅咒日本社会,但他深爱着这里的大自然。人间无义,自然有情。

    即使多年之后,诗人仍然怀着无限的眷恋之情,在作品里反复写到博多湾这一湾清水,只不过,对于自然之神奇的认识,更多了一些理性思考的成分。在归国后创作的短篇小说“月蚀”里,作者通过作品主人公传达了这样的真实感觉: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住在海边,住在森林的怀抱里,真所谓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回想起那时的幸福,倍增我们现在的不满。[4]

在另一首诗里,作家几乎把自己的主要文学成就都归功于这样的自然环境:

 

别离了三阅月的旧居,

依然寂立在博多湾上,

中心怦怦地走向门前,

门外休息着两三梓匠。

 

                             这是我许多思索的摇篮,

                             这是我许多诗歌的产床。

                             我忘不了那净浪的楼头,

                             我忘不了那楼头的眺望

 

 

  我忘不了博多湾里的明波,

  我忘不了志贺岛上的夕阳,

  我忘不了十里松原的幽闲,

  我忘不了网屋汀上的渔网。[5]

           

注意到这种差异的作家,不只郭沫若一人。创造社作家滕固更是把这两方面作了鲜明的对比。在这里,春天也好,树叶也好,樱花也好,都是作者悲观的心绪笼罩下的景色:

    岛国的春天,充满了温暖的太和之气;青青的树叶,粉红的樱花;渲染这伪文明的都会,引诱人们到虚荣的市上去。[6]

在个人气质上与上述感伤型作家迥然不同的鲁迅,在有名的短篇小说“藤野先生”一文里,描写日本的标志性国花樱花时,却少了一份烂漫,多了一份无奈: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却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着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7]

    这里,我们不能忘记同时期的另一位重要作家——郁达夫。正如作家本人的个性是那样伤感、变幻无常一样,郁达夫作品中的日本风光也交替着多种色彩。心境好的时候,他说:

你若把日本的地图展开来一看,东京湾的东南,能看得见一条葫芦形的半岛,浮在浩渺无边的太平洋里,这便是有名的安房半岛!

    安房半岛,虽然没有地中海海内的长靴岛的风光明媚,然而成层的海浪,蔚蓝的天色,柔和的空气,平软的低峦,海岸的渔网,和村落的居民,也很具有南欧海岸的性质,能使旅客忘记他是身在异乡。[8]

遇着痛心之事的时候,他笔下的岛国风景也浓重地涂上了苍凉、悲观的色调:

雪瑚的东京,比平时更添了几分生气。从富士山顶上吹下来的微风,总谅不了满都男女的白热的心肠。一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恒的天空游动的那颗名星出现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铺,都装饰得同新郎新妇一样,竭力的想多吸收几个顾客,好添这些年中的利泽,这正是贫儿富主,一样多忙的时候。这也是逐客离人,无穷伤感的时候。[9]

如果说一般意义上的自然景观,在形诸一定的文学作品时,总是不同程度地带着作家此时此地所怀有的感情,那么,从静止、共时的大自然环境里读解出动态、历时的文化内涵的作家,就显得凤毛麟角了。郭沫若以其历史学者的知识储备,从当时的博多湾去探寻其独有的历史事变,反映了作家在感知樱花之国的壮丽山河时具有的浓重的历史沧桑感。在“今津纪o”中,作者这样写道:

邮片已写满了,在那平如明镜的海上,元舰四千艘,元军十万余人,竟会于一夜之间,突然为暴风所淹没,不可抗的终是自然之伟力了。[10]

总而言之,樱花也好,富士山也好,博多湾也好,所有这些天籁的成分,已经不是一处处纯粹客观的自然存在,而是这些作家主观移情之后,洋溢着他们自己人格精神的大自然形态。在这里,自然界的一山一水,都成了作家心境的写照和象征。换句话说,是一种符号意义上的自然环境。上述作家在描述同一自然风景时传达出的不同情绪,给读者留下的不同感受,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民族与国家

 

留日生活,备尝艰辛。20年代日本资本主义的高速发展,很快将这样一个历史简短、传统上十分落后的岛国推向世界五大强国之列。此时的中国,辛亥革命成功伊始,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几千年封建王朝的腐败和无能早已使这个昔日的中华帝国失去了它应有的文明风采。中日经济发展水平的极大差距,给来自中国的留学生们以极大的震撼。同时,日本自身经济的成功也在这个岛国培植了一股轻视中国、憎恶华人的社会风气。来自中国,身为华人,不仅没有一星半点自豪,反而如同被西方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打入冷宫的异教徒一样,肩负着耻辱的原罪。命运的十字架,把无辜的中国留学生压得近乎精神崩溃。

从这一时期的诸多作品看来,在受尽歧视和侮辱之后引起的那种诅咒日本社会的强烈情绪,几乎渗透在所有作品的字里行间。民族与国家的意识,是通过中日对比、切肤经验之后自然产生的。

郁达夫在他的代表作“沉沦”里,通过主人公的呐喊,传达了这样的观点: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都是我的仇敌。我总有一天来复仇,我总要复他们的仇。[11]

他们都是日本人,他们对你当然没有同情的,因为你想得他们的同情,所以你怨他们,这岂不是你自家的错误么?[12]

    只有置身于外国的土地,人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外来者。不,不仅仅是一个外来者,而是一个天生就肩负着耻辱的国籍十字架的赤贫的异邦人。作家这时所受的侮辱,已经不仅仅是个人恩怨意义上的坎坷和挫折。在他身后,遭受凌辱的是整个中华民族。一个哀其不幸,怒气不振的民族。作家郁达夫在他的作品里,将这种情绪升华后这样写道:

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我何苦要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13]

 

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日本人都叫中国人“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贼贱”还更难听,如今在一个少女前头,他不的步子人说我是一个支那人了。[14]

    在另一部作品——“风铃”里,作品中的主人公——一位中国留学生,在面对强大的社会习惯势力的时候,似乎找回了一部分自信和自尊。个人学业的优良,尽管不能改变自己生为中国人的悲哀,不能改变深深烙在个人小我身上的大我——中国人的烙印,但它毕竟给了这位留学生追求生命阳光的勇气。

民族感与国家意识的确立,成为郁达夫以及其他许多留日作家的作品中的一个共同基调。也正是旷野中的这声声呼号,鼓舞了许多有抱负的中国青年投身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运动。文学的社会功能从来没有像这一时期表现得如此强烈。

在气质、经历上与郁达夫颇多相同之处的郭沫若,在他的作品里这样写道:

他这个儿子已经满了三岁,在十月阅前早已做了哥哥,所以不得不和爱牟同寝。因为在母胎内已经饱受了种种的不安,产后营养又不十分良好,长大了来,一出门去便要受邻近的儿童们的欺侮,骂他是“中国佬”,要拿棍棒或投石块来打他:可怜才满三岁的一个小儿,他柔弱的神经系统,已经深受了一种不可疗治的疮痍。[15]

主人公爱牟与日本女性之间所生的子女,也早已背上父辈们一出身就肩负的原罪重荷。正如作者所说:中国人的父亲,日本人的母亲,生来便是没有故乡的流氓。

日本社会,或者换句话说,日本的帝国意识,像一堵无法逾越的铁壁,阻隔开了这样两个一衣带水的邻邦。它们之间绵亙一个世纪之久的鸿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无法填平。

日本社会对待华人的极度歧视,使得我们的作家时时要发出这样那样的诅咒。

    我们曾经指出过,不同的作家,由于个人经历的差异,对待同一件事或同一个人,认识的角度和深度大相径庭,因而在作品中反映出来的效果是很不一样的。诗人徐志摩作客日本,而非留学,因此从他的诗里,我们更多地感到作者对这个扶桑之国的顶礼膜拜之情,以及在高度的现代物质文明挤压下所萌生出的对于中华文明的挽歌式的悲叹。诗人在一首诗里写道:

 

                       我惭愧我来自古文明的乡国,

                       我惭愧我脉管中有古先民的遗血,

                       我惭愧扬子江的流放如今混浊,

                       我惭愧……我面对着富士山的清越![16]

 

                       -------------

 

为此我羡慕这岛民依旧保持着往古的风尚,

在朴素的乡间想见古社会的雅驯,清洁,壮旷;

我不敢不祈祷古家邦的重光,但同时我愿望…

愿东方的朝霞永葆扶桑的优美,优美的扶桑![17]

             

与上述两类作家明显不同,作家张资平,虽然也留学日本,却少了份怨天尤人、痛骂一切的情绪。在他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面对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歧视中国人的状况,作者更多采取一种中立、客观的态度。他认识到,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很大程度上也在于我们留学生自己低劣的素质。这样的自我批判精神,又与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情绪化的自责有很大的不同。

如果说在郭沫若、郁达夫的作品里,我们经常能看到一些怀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并用自己柔弱的身躯去抗争东洋帝国的留学生形象,那么,在张资平的作品里,我们更多地看到那种令人失望的“一班冗员的生活”。日本帝国的经济成就和由此滋生出的自大、排外风潮,已经将许多中国留学生从骨髓里同化了。甚至有一些不惜脱胎换骨、邯郸学步的留学生,自愿归附到日本帝国的脚下。张资平的小说“一班冗员的生活”,勾画了这样一种假洋鬼子形象,与鲁迅作品里的某些人物类型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电车里两个人闭着眼睛坐着,并不说话。C知道章君又一个怪僻,他不喜欢在日本人面前和中国人讲中国话。C还有一位同学谢君更厉害,他上边穿的是像蝙蝠翼一样的日本和服,下边穿条日本裙和一对日本高木屐,高高的把双肩耸起,左肩上挂一个书袋,右胁下挟一把纸伞,脚未曾举步,头先向前伸,看见他走路的人都很担心,怕他要向前方伏着倒下去,也有人称赞他和日本学生没有两样。[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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